内容提要：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卓越领导人，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传承者和中国先进文化的创新者之一，他为此进行了一生艰辛的探索。同时也把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文化和广大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的成功经验融入中华民族精神，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使中华民族精神具有显著的时代特征，并得到新的升华。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一、毛泽东从中国农村文化入手，经过苏区文化、抗日文化、延安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进而对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典型的体现了五四以来中国先进文化的探索历程和前进轨迹。二、毛泽东文化创新的理论成果，主要体现在：1、为文化作出了具有经典意义的定义，并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2、采取政治、经济、文化三分法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和考察社会生活，突出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3、科学地分析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对于社会主义文化也有许多正确的主张，尤其是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三、毛泽东的文化创新，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提升提供了重要的契机，并在实践中铸造出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具体的精神形态，它们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具有重要的启示.

民族精神是建立在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是民族文化的精华，因而发展先进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早在1920年发起文化书社时，毛泽东就认为建设中国乃至世界的新文化是“大家公负”的责任，毛泽东也为变革中国的旧文化，创造并发展与历史发展相适应的中国先进文化，倾注了一生的艰辛。从鸦片战争后的中西文化选择，到提倡民主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从农村文化到苏区文化，直到建国后的社会主义文化，毛泽东也不断地进行探索和创新，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和社会主义文化理论，这些文化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的理论源头，也使中华民族精神得到新的升华。

一

毛泽东是带着五四前后接受的文化资源和所熔炼的文化品格，走进革命队伍的。从1925年回韶山从事农民运动，到1934年离开中央苏区的近十年中，毛泽东走出了一条与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催生的一代知识分子和改革家所走的不同的道路，他从了解农村文化并改造农村文化入手，专注于农村调查，撰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等，这些可以看作他对中国农村社会文化的历史及现实的透视和解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他历史唯物主义的农村文化观。同时毛泽东富有个性的文化之路与他的革命道路一样，也是从农村社会的土地上开始的。

中国的城市和农村，虽然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近代以来的社会变迁，实际上逐步出现了城市和乡村的文化分野。乡村文化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显然要小得多，它对传统的积淀，无疑要比多少有几分现代气息的中心城市浓厚得多。但五四新文化向中国农村的辐射不是简单地、概念化地，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中曾描述道：农民宁愿喜欢私塾（他们叫‘汉学’），也不喜欢游戏网址（他们叫‘洋学’）。当时的“洋学”，主要传播的是有益于中国社会进步的民主与科学内容，而“汉学”是指中国传统文化，总体上属于封建的旧文化形态。按学理上讲，农民应该喜欢前者，放弃后者，但事实恰恰相反。走向农村的毛泽东所面临和要进行改变的，就是这种反向认同的文化现实。1927年的农民运动高潮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一文化反向认同的现象。毛泽东把族权、神权和夫权这几个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势力，同政权一道被看作是维系农村地主政治和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而这四大绳索在农民运动的冲击下，开始发生了动摇。由于文化统治权和政治统治权是一体的，地主阶级掌握和推崇的封建文化，必然成为革命的对象。这使得地主势力被打倒，农村的文化运动便开始了，因而农村文化是先进文化在中国建设初期的一个重要切入点。

毛泽东作为一个出身农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很自然地挟带有双重文化色彩，一方面，他是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毫无疑问必须以新的世界观来改造农民的传统意识，克服农民思想文化习惯中的消极因素；另一方面，毛泽东作为置身于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的政治家，尤其是一个曾深受农村文化熏陶的政治家，自然不能也不会对农民文化采取基本否定的态度，它必然要务实地表现出一些灵活性。基于现实的考虑，毛泽东清楚地认识到，对农村文化的改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他对农村文化的传统意识暂时采取了迁就的对策，利用农村现有的文化资源进行革命的政治动员，随着农民阶级被动员起来，根据地的逐步巩固，新的文化和新的文化形式也逐步产生了，农村文化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改造农村旧的文化是毛泽东探索先进文化的起点，按照新型的革命理念推动苏区文化建设是毛泽东文化探索中的重要阶段。革命是对人格的考验，是对信仰的锻造。每个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农民，大多经历了对革命目的由不认识到认识的过程，对革命的价值、人生观由不了解到逐步接受的过程，对革命的精神作风由不具有到具有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如果说革命的实践是人格精神塑造的“工场”，那么革命实践所催生的先进文化，则是这个“工场”不可缺少的精神燃料。先进文化的创造、传播和感染，是让革命者逐步确立坚实的奋斗信念，实现人格精神的“凤凰涅”。

      在江西苏区时期，毛泽东关于“工农武装割据”和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理论，对于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提出并实行了土地革命的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重视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等，都是对先进文化的灵魂——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具体化。而对于新型的道德价值观和精神作风的提倡，如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创造出党指挥枪、官兵平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原则，反对自由主义，克服传统农民起义的流寇习气，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等，红军官兵一旦接受这种文化，即可转化为灵魂深处的忠诚信念，转化为空前的战斗力。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先进文化被视为“一个政党在思想上精神的一面旗帜” 。

      在江西苏区的文化工作中，毛泽东特别重视文化的宣传动员功能，因为先进的文化能够为革命实践直接提供新的价值观依据和精神动力，从而确立人民群众对革命的思想和情感的认同，并在认同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意志、统一的行动。具体来说，在中国农村进行革命，标语口号和演讲这种动员方式，最能够直接打动对象，获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艺术游乐，如漫画、杂文、戏剧、歌曲等，则是以通俗而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增强所传播的先进文化的感染力，激发群众的热情，唤起群众的共鸣。苏区文化，虽然不是那么精致，流传也不是很广泛，但它确实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实践的精神象征，特别是开创的各种各样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是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农村革命实践的需要所倡导的先进文化的初创形式。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毛泽东适时地提出从苏区文化向抗日文化的转变，并希望把此前被分割的在中心城市和农村的两股文化资源结合起来，汇成一股合力。抗日文化是反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化，中国共产党人不再以苏区文化的阶级性标准来衡量、来要求、来倡导文化建设，而是看其是否反映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最根本的民族利益和要求。各种文化精神产品是否进步，首先是看它是否承载了爱国主义感情和民族主义立场，是否动员各阶级和各阶层的人民投入抗战的洪流，是否有利于反对一切投降卖国的汉奸。从抗日文化的创造主体来看，它容纳了具有不同政治立场和文化观点的知识分子，这使得抗日文化必然是多层次组合，亦即在高扬中华民族精神、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大旗下，抗日文化内部也存在着层次的高低和范围的大小，当然也存在着先进性的强弱。

      在诸多的抗日文化中，延安文化代表了抗日文化前进的方向。它是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文化的总称，它发源于延安，实践于各抗日根据地。延安文化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东西，集中和鲜明地浓缩了中国共产党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观念，也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具体体现。抗日战争爆发后一两年间，大批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奔赴延安，并迅速地在延安和陕甘宁边区汇聚成颇具规模的抗日文化大军，在狭小的空间区域内，充满了浓厚的文化氛围，使延安文化获得了强盛的生机和创造力。这一文化氛围也强烈感染者毛泽东，使他在文化创新中更具活力和更加丰富多彩。延安文化发展的核心体现在延安整风运动中，延安整风不仅清算了党内长期以来存在的教条主义和“党八股”影响，而且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非此即彼的形式主义文化选择倾向，也有了清醒地认识，并着力去克服。这就为建设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新文化打开了新的思路，为中国先进文化深入创造和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在理论形态上，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标志，就是“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的提出，从而向中国先进文化的创造注入了新的灵魂，为先进文化的精神旗帜书写了新的内容，为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系列的基本概念和范畴，在哲学思想方面，有实践论、矛盾论以及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等；在革命理论方面，有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和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等；在政治经济的具体政策方面，有精兵简政、“三三制”、减租减息和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等；在道德修养方面，也拓展出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艰苦奋斗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人格追求的新境界、新规范、新气象。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建立起来后，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文化，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仍然有一个探索的过程。在新中国建立后，通过文化的改造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但理论指导并不能代替具体的建设，更何况马克思主义本身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也存在一个不断发展的问题。在处理社会主义文化和传统文化的关系时，毛泽东认为：封建时代产生的文化，有封建主义的东西，也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所以对于传统文化，毛泽东提出批判继承，“古为今用”的原则。在中外文化关系的问题上，毛泽东提倡吸收外国文化成果中对于我们有用的东西。在建国初期主要表现为学习苏联经验，大有“全盘苏化”的倾向。这一对外国文化的选择模式，在1956年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论十大关系》中，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的东西都要学。”(1)这就是“洋为中用”的原则。为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毛泽东在党内“力排众议”，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使在毛泽东晚年，整个文化思想领域明显向“左”转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这一原则。

      综观毛泽东从中国农村文化入手，经过苏区文化、抗日文化、延安文化，到新民主主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进而对社会主义文化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典型的体现了五四以来中国先进文化前进的轨迹，也从文化层面反映了毛泽东思想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

二

毛泽东在探索中国先进文化的过程中，也推动他不断探索文化理论，进行文化理论上的创新，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

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出发，为文化作出了具有经典的定义，揭示了文化的本质，并阐明了文化与政治、经济的辩证关系，从而解读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一个最基本的理论问题。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的基本观点。”（2）这个定义为科学地回答什么是文化、文化的本质、文化的起源、文化的作用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采取政治、经济、文化三分法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和考察社会生活，突出了文化在人类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毛泽东把文化与经济、经济与政治并列加以研究，这首先是基于对文化领域现实重要性的认识，因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在革命前，是革命总路线中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3）三分法有利于中革命和建设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其次也是基于对近代中国社会客观的认识。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文化上带来的巨变，一方面是思潮纷呈，学派林立，给中国社会以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农民阶级占绝大多数、小生产似汪洋大海，以此为基础的传统文化始终纠缠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变革。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在痛苦的反思之后意识到近代中国社会的“一穷二白”，是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压迫，而深层次的原因则是文化的落后。因此，中国社会的变革不仅需要政治、经济的变革，同时也需要文化方面的变革。这无疑是毛泽东关注、强调文化的客观原因。为此，毛泽东在革命中一方面努力阐述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点，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致力于新文化的推动和建设。正如毛泽东所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的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斗争。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化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4）在新中国诞生之际，毛泽东曾满怀豪情地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5）1957年，毛泽东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6）毛泽东的三分法避免了二分法（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理论实践中分析文化问题时的不便，为文化研究建构了广阔的理论空间，有利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现实的文化发展相结合，有效发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对现实的指导作用，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框架和可能性，使文化研究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坚持马克思主义与发展中国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中国文化的发展要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为科学社会主义运动中解决文化问题开创了范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是属于不同范围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包含着同中国经济、政治、文化相结合。在毛泽东的视野里，中国文化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中国实际的一个很重要方面，也是必须与之相结合的一个重要方面。这种相结合不是两种文化的结合，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继承，对世界文化进行为我所用的借鉴吸收，以实际的需要进行文化创新。一个是指导思想，一个是具体的文化形态。中国革命者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作为一种一般的文化，而是把它作为科学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理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因而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提出要“改造我们的学习”，确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具体问题为中心”的方针；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艺要有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在教育方针上提出了要实现德、智、体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等等，都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发展关系的这种科学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毛泽东进行了艰苦的文化探索和文化理论创新，并形成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文化理论，对于社会主义文化也有许多正确主张，这些理论和主张成为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它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发展并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在文化上的反映，是在长达三十年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的一个总体概括。它集中体现在毛泽东1940年初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提出，无论对中国共产党，还是对于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界，都是一件大事。尤其是毛泽东匠心独具，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更是马克思主义文化发展史上的创举。

所谓民族的，就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7）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形式，必然会遇到与外国文化的关系。毛泽东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对待外国文化的态度时指出，“中国应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的食粮和原料”。（8）这不但要吸收外国的现代先进文化，还包括外国的古代文化和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期的文化。只要对于我们有用，都应吸收进来。但吸收的过程不是对其进行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的吸收，而是要对其进行消化式的分解，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毛泽东批判所谓“全盘西化”的观点和形式主义的观点，强调：“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9）

所谓科学的，就是主张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据此，毛泽东提出了对待中国古代文化的态度。他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文化提高民族自信的必要条件”。（10）但对于古代文化，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应将古代的文化一分为二，“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11）毛泽东还强调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与古代文化的联系，“中国现时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12）

所谓大众的，就是“为全民族中百分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3）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这种大众化的品格，体现在他的内容上就是反映广大群众在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环境中的劳动、生活和精神风貌，通过文化的形式去展示他们的愿望，代表他们的利益，为他们服务。在阐述革命文化对革命实践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应最大限度地发挥文化的宣传教育功能，以提升群众的精神境界。但文化宣传中应注意中国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较低这一现实，这就要求在文化工作中必须对文字加以改革，语言应更切近群众。文化为工农兵服务，这既是革命斗争的需要，也是文化本身发展的需要，因为民众是革命文化的无限丰富的源头。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4]这是毛泽东的文化目的和文化理想，也是他从1920年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整个历史时期文化实践的硕果。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的指引下，经过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努力，改变了中华民族积贫积弱、民生凋敝、精神颓废、一盘散沙的面貌。为实现这一文化理想，毛泽东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从而带动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文化的大发展，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正确把握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探索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特殊规律，就是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要，在新的层次上对中西文化进行整合，并在新民主义文化论的基础上，对新中国文化再次提炼概括，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文化观。他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及共产主义思想来领导，为全国各民族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它劳动人民群众，以及一切拥护社会主义、祖国统一的爱国人士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社会主义文化应有民族性和兼容性，既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遗产，同时也应借鉴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化，毛泽东强调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等，都对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三

随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中华民族精神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不断发展。五四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新型文化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同时为中华民族精神提升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也使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文化创新中提升中华民族精神成为可能，并在实践中铸造出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等具体的精神形态,成为20世纪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

在这些具体的精神形态中，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形态、新典型和中国革命精神的总代表，它的基本方面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是一致的，但由于处于不同的历史条件，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其基本内涵表现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实事求是精神是延安精神的精髓；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本质和核心内容；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延安精神的集中体现，等等。在此之下，还形成了南泥湾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依靠这些精神，成功地实现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转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继续发扬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继承和发展，形成了抗美援朝精神、雷锋精神、王杰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大寨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使中华民族精神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时期得到新的升华。从这具体的精神形态中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在文化创新中，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思想和人民群众在革命和建设中成功经验融入进中华民族精神，从而使民族精神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

首先，毛泽东通过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指导作用，结合中国的文化实践构建起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文化体系，并通过这种新型文化的熏陶和教育，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面貌，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正是有了这种主动精神以后，才使中国社会追逐和创造先进文化获得了科学思维和心理动力，体现出求实和创新的民族精神气象，从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的建设理论和实践、中国特色的改革理论和实践。

其次，毛泽东通过树立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影响作用于一定的经济和政治的这一历史唯物主义文化观，改变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变迁方式。中国宋明以后的思想解放常常是表现以“心学”抗“理学”，近代严复引进西方的进化论思想，从突破“心”与“理”的循环，给思想解放以新的精神武器，但他一经挫折，又折回传统儒学的老路上去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赋予中国文化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之魂，最终摆脱了儒家思想传统作为中国文化脉络连续的纠缠，开启了先进文化的发展之路，从而使中国人民能努力扫除接受新生事物的思想障碍，树立“往前看”的文化精神发展观。

最后，毛泽东打破了中国文化主要靠精英推动的模式，使人民大众成为文化的主人，又成为先进文化的直接推动者，这就揭示了中华民族精神根本源泉和动力。毛泽东的理想是让文化建设真正成为群众自己的事情，成为高扬集体主义价值观的载体和渠道。文化的创造和精神境界，都以提升人民群众文化素质和精神境界，适应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为指向。这一指向，是中国人民精神面貌普遍得以改造和提高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传承中华民族精神，为中华民族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文化建设提供了必要的思想资源。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把“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作为中国特色文化建设的一个基本要求，融入了当代中国先进文化建设的目标中，融入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实践之中。因此，回顾毛泽东对中国先进文化的艰辛探索，缅怀毛泽东为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做出的不懈努力和巨大贡献，对于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有重要的启示。

     中华民族精神几千年来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继往开来。这种神韵来源于它同社会实践发展的协调共进，来源于广大中华民族成员对它的认同和把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使之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动力，就必须结合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地为之增添新的内容。随着人类进入新的世纪，伟大的事业需要并产生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将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的发展，也将不断增强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性，推动中华民族精神的新发展。

注  释：

（1）《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684页。

（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8页。

（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58页。

（5）《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6页。

（6）《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133页。

（7）《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8）《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9）《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07页。

（10）《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12）《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13）《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14）《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页。

作者：梁星亮，男，生于1954年5月，JDB(中国)电子-官方网站社会科学系教授，安徽省高等院校毛泽东思想教学研究会会长，主编安徽省高等院校统编教材《毛泽东思想概论》等。阎团结，男，生于1965年6月，安庆财经学院社会科学系副教授，毛泽东思想教研室主任。

（编辑：田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