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由、科学、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坚持好党的基本路线
——试论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功绩及其现实意义
黄昀博
[摘要] 本文认为，邓小平理论至少有六大历史功绩，即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大奋斗目标”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渐进发展战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掀起了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坚持与时俱进，为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推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体制及政策”的经济改革路线，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与经济改革相适应，改革制度、分权放权、选拔人才，充分发挥人民民主，推行有利于长期维护国家稳定、有效增进人民团结、全面改善群众生活和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治体制及政策”的政治改革路线，为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独立自主、和平崛起”的外交路线，为实施和平外交战略、保障和平的发展环境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国家统一路线，为实现伟大的民族振兴奠定了理论基础。本文进一步提出，要在自由、科学、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坚持好邓小平所确立的党的基本路线，把邓小平未竟的改革开放事业和国家统一事业进行到底。
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堪称历史伟人的有三位，他们就是孙中山、毛泽东和邓小平。1912年，孙中山推翻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使中国人民觉醒起来，从此走上民主共和道路；1949年,毛泽东推翻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站立起来，从此走上社会主义道路；1978年，邓小平结束了极左路线，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大奋斗目标”的基本路线，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从此走上社会主义改革开放道路。其中，邓小平是唯一一位见证了整个20世纪中国历史风云的世纪伟人。1904年——在邓小平诞生的那一年，中国正在清政府的统治下被迫实行“新政”，而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则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1997年——在邓小平溘然长逝的那一年，中国已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并在当年顺利收复了香港，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蓝图。从一个腐朽没落的专制帝国，到一个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发生了五千年来前所未有过的历史巨变。
百年来的沧桑巨变，使得古老的中国在血与火的磨练、进步与倒退的曲折进程中变得更加成熟和坚毅。而“邓小平理论”对于中国二十余年来的和平崛起和稳健发展，尤其功不可没。我认为，邓小平最伟大的历史贡献就是在第三次复出之后，高举“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和“民主法治”的三面大旗，逐步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大奋斗目标”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渐进发展战略。
一
当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时，中国正站立在十年“文革”的历史废墟上，面临着复杂的斗争局面和艰难的抉择。“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和“民主法治”是邓小平复出后首先扛起的三面大旗。在1977年5月24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就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行”，反对“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 [1]（P35—36）。邓小平反对从“本本主义”和“只言片语”出发，而主张一切从实际出发，紧密联系群众，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讲真话。在决定全面恢复邓小平职务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上（1977年7月21日），他反对“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并针对“我们党内同志不敢讲话，尤其不敢讲老实话，弄虚作假”的情况，提出要“整党整风”，特别是要“充分信任群众，实事求是，发扬民主”。他以非凡的政治勇气主张：“我们要创造这样一种政治局面，在党中央领导下，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既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什么问题都可以摆到桌面上来，对领导人有意见，也可以批评。”“有了这样一种政治局面，我们什么风险也能够经受得住。”[1](P40，43)在1977年12月28日的一次讲话中，他观点鲜明地提出：“政治民主当然要搞好。”他还同时具体指出：“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自觉的纪律。”“我们是党委领导，党委本身又有集中，又有民主，是委员会嘛，不是一个人说了算，重要的事情党委要好好讨论。党委内部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1](P80-81)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进一步指出，“首先是解放思想”，不解放思想，“四个现代化就没有希望”，“就要亡党亡国”；“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当前这个时期，特别需要强调民主”；“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要切实保障工人农民个人的民主权利，包括民主选举、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要“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国要有国法，党要有党规党法。党章是最根本的党规党法”，而且，“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1](P131-137)。在邓小平看来，思想解放是前提，实事求是是根本，民主法治是条件，也是关键。
邓小平充分认识到，没有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和民主法治，就不可能使党和国家走出“文革”的阴影，迈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从而完成中国共产党从领导“阶级斗争”的革命党向领导国家建设的执政党的角色转换。邓小平在1977—1978年间首先强调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和民主法治，无疑为在“文革”后的中国重新凸现“自由”、“科学”和“民主”的“五四”精神打开了通道。思想解放就是把人们从旧观念、旧体制中解放出来，保障人们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思想自由权利；实事求是则提倡一种科学的认识论、实践论，要求从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出发，去研究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性，把握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正确指导实际工作，使主观与客观、价值与真理、理论与实践、求是与务实统一起来；民主法制不仅意味着一种制度化的领导者的民主选举（选拔）程序和民主决策程序，更意味着一套健全的民主管理制度和民主监督制约机制，而党内政治生活民主化则是实现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最关键环节。自由使人获得解放，扫除前进的障碍，科学使人获得理性，指引前进的方向，民主使人获得参与的权利，凝聚前进的力量。实际上，邓小平正是在“思想解放”的大旗下冲破旧势力的思想牢笼，在“实事求是”的大旗下统一认识、明确方向，在“民主法治”的大旗下团结进步力量、瓦解了极左势力。也正是在这三面大旗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变得更加成熟了，形成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大奋斗目标”的基本路线。
早在1975年3月5日，邓小平就指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而这个大局就是指“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1](P4-5)。为了实现这个大局，就要整顿军队，整顿工业，整顿农业，整顿文化、教育、科技工作，整顿党风，总之，“各方面都存在一个整顿问题”，而要实现大整顿的任务，解决问题，“没有一股劲不行。要敢字当头，横下一条心” [1](P32)。整顿的办法就是恢复领导班子的权威，反对派性，维护安定团结，建章立制，敢抓生产，坚持质量第一，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加强科研工作，实行按劳分配，关心群众生活，调整文艺及教育方针，避免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在这一时期，新时期的党的基本路线已经在邓小平的脑海里露出了端倪。遗憾的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全面纠正“文革”错误，掀起了“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
邓小平复出前后，就反复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要依靠知识和人才实现现代化。1977年8月8日，刚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有的产品制造技术，国外早就有了，在国内还自己封锁自己，这种现象要坚决克服。” [1](P55)此后，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在1979年3月30日的一次讲话中，邓小平明确提出把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并第一次明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P144-151)，这就为新时期的党的基本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此后，在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开始同时强调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并把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作为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把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建设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总任务。1985年8月28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进一步阐述了经济建设、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他说：“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同时，他也强调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 [2](P138-139) 1987年7月，邓小平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基本路线。要搞现代化建设使中国兴旺发达起来，第一，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第二，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要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两个基本点是相互依存的。” [2](P248)同年10月，党的十三大就对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第一次作了比较完整的科学概括，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一基本路线表明，我们的奋斗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这一现代化事业的领导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依靠力量是全国各族人民，中心任务是搞好经济建设，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根本保证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本途径是坚持改革开放，基本方针是自力更生，艰苦创业。这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大奋斗目标”的基本路线，其中，三大奋斗目标是灵魂和方向，一个中心是核心手段和基础工程，两个基本点则分别是发展的定力所在和动力所在。
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认识是党的基本路线形成的认识前提。邓小平指出：“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 [2](P225)这种“事实上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处在初级的不发达阶段的社会主义，对于这种社会主义而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最根本的任务。他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 [2](P255)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邓小平在1986年指出，“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公有制，增加全民所得”，“防止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叫社会主义” [2](P195)。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则“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2](P373)。他还特别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 [2](P123)“社会主义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一是以公有制为主体，二是不搞两极分化。”“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2](P138-139)邓小平还坚定地指出：“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从长远说，最终是过渡到共产主义。” [2](P111)
邓小平在确立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基本路线的同时，还确立了党的思想路线、经济改革路线和政治改革路线及其检验的标准。首先，他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掀起了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坚持与时俱进，为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一思想路线的检验标准就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或者更准确地说，实践是检验认识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成为中国改革的一句至理名言。
其次，邓小平确立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推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体制及政策”的经济改革路线，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础。他在南巡讲话中提出了检验经济改革路线是否正确的三个标准，他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2](P372)
此外，邓小平也确立了“与经济改革相适应，改革制度、分权放权、选拔人才，充分发挥人民民主，推行有利于长期维护国家稳定、有效增进人民团结、全面改善群众生活和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治体制及政策”的政治改革路线，为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础。在邓小平看来，制度是关键，所以，改革要从改革制度开始。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如何分权放权，分权既包括党政权力与政企权力的重新合理配置，也包括国家最高权力、司法权力与公共行政权力之间的重新合理配置，理顺执政党、人大、政府、企业、法院和检察院、政协、社会团体等之间的关系；放权既包括中央与地方权力之间的重新合理配置，也包括政府向国有企业放权、向基层民主自治组织放权。邓小平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最早提出了政治改革尤其是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改革的三大检验标准，他说：“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应当努力实现以下三个方面的要求：（一）经济上，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二）政治上，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健全革命法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打击一切敌对力量和犯罪活动，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三）为了实现以上两方面的要求，组织上，迫切需要大量培养、发展、提拔、使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比较年轻的、有专业知识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才。”“我们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要在经济上赶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上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更切实的民主，并且造就比这些国家更多更优秀的人才。达到上述三个要求，时间有的可以短些，有的要长些，但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我们能够也必须达到。所以，党和国家的各种制度究竟好不好，完善不完善，必须用是否有利于实现这三条来检验。” [1](P282-283)到了1987年3月，邓小平又进一步提出了评价政治改革的三条标准，他说：“评价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和政策是否正确，关键看三条：第一是看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第二是看能否增进人民的团结，改善人民的生活；第三是看生产力能否得到持续发展。” [2](P213)
邓小平认为，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需要两个条件、两个开放和民主、法制，具体而言就是，“需要两个条件，一个是国际上的和平环境，另一个是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两个开放政策，即对外开放和对内开放”；“同时，还要使人民有更多的民主权利，特别是要给基层、企业、乡村中的农民和其他居民以更多的自主权。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同时，还要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他指出：“这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总的讲，我们有四个不变：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变，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不变，对外开放政策不变，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不变。” [2](P210-211)。这“四个不变”，对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健康推进发挥了举足轻重的决定性作用。
邓小平所确立的党的思想路线、经济改革路线和政治改革路线，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贯彻与践行是完全统一的，都是服务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邓小平认为：“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 [2](P265)“发展是硬道理。”“要发展就要变，不变就不会发展。” [2](P283)“变”就是要与时俱进，进行改革。他指出：“不改革就没有出路。” “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 [2](P237)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所以，邓小平提出了新时期“独立自主、和平崛起”的外交路线，主张不结盟、不打牌、不称霸、不当头，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原则，特别是创造性地提出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的一系列具体途径和办法，如对领土争端采取“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办法，对边界争端采取尊重历史和现实、和平协商、相互让步的办法来谈判解决。毋庸置疑，一个思想解放、文化繁荣、科技进步、经济腾飞、政治民主、和平崛起的发展中的中国，为最终实现国家统一和民族振兴奠定着实力基础。
在确立“独立自主、和平崛起”的外交路线的同时，邓小平还确立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国家统一路线，为实现伟大的民族振兴奠定了理论基础。邓小平指出：“我们中国人是主张和平的，希望用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什么样的和平方式？‘一国两制’，‘共同开发’。” [2](P88)他还说：“再没有比‘一国两制’的办法更合理的了。‘一国两制’对台湾来说有什么损失呢？现在对台湾是个机会，对整个民族是个机会，需要大家努力，推动台湾走向统一。” [2](P362)但他同时也特别强调“不能排除使用武力”，指出“这是一种战略考虑” [2](P87)。
为了从国情出发，更好地实现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提出了渐进发展战略。他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在安定团结的条件下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2](P196-197)所谓“有领导”，就是指必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有计划地进行；“所谓有秩序，就是既大胆又慎重，要及时总结经验，稳步前进。” [2](P199) 换言之，“我们确定的原则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所谓胆子要大，就是坚定不移地搞下去；步子要稳，就是发现问题赶快改。” [2](P118) 此外，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还要做到“有步骤”，为此，邓小平还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渐进式改革的特点就是在统一领导的前提下，采取非均衡推进战略，各个突破，逐步推进，充分利用自发性改革的积极作用和基层群众的创造精神，提倡大胆试验、循序渐进，主张在不破坏正常政治秩序的前提下，逐步放松控制，由易到难、稳步前进。事实证明，这一战略相对于苏东的激进式改革战略是成功的。
总之，邓小平至少有六大历史功绩，即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三大奋斗目标”的基本路线，制定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渐进发展战略；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掀起了两次思想解放运动，坚持与时俱进，为代表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共同富裕，推行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经济体制及政策”的经济改革路线，为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与经济改革相适应，改革制度、分权放权、选拔人才，充分发挥人民民主，推行有利于长期维护国家稳定、有效增进人民团结、全面改善群众生活和持续发展社会生产力的政治体制及政策”的政治改革路线，为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支持人民当家作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独立自主、和平崛起”的外交路线，为实施和平外交战略、保障和平的发展环境奠定了理论基础；确立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国家统一路线，为实现伟大的民族振兴奠定了理论基础。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对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态度，应当和邓小平当年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保持一致。我们必须把邓小平理论与一定时期的社会历史背景及时代条件紧密联系起来，去历史的、完整的、准确的深入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实践中去认识真理，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邓小平理论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惟有此，我们才能够真正理解，为什么今天我们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并不是对邓小平非均衡发展观的颠覆而是对其合历史、合逻辑的发展和演进，为什么“以人为本”并不是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悖离，而是对其合历史、合逻辑的发展和补充。
二
邓小平所高举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和民主法治的三面旗帜，是对“自由”、“科学”和“民主”的“五四”旗帜的继承和发展。自由是一切社会改革与进步的前提，但我们所提倡的自由不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而是社会主义的自由。这种自由观在观念层面上强调思想自由与实事求是的辩证统一，正如邓小平所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结合，使主观符合客观，就是实事求是。” [1](P323) 这种自由观在行为层面上强调自由与纪律、自由与民主、自由与法制的辩证统一，一方面，纪律要求要尊重人的自由权利，多数人的民主意见要尊重少数人的基本自由权利，法制更要保障公民的自由权利，另一方面，自由要服从纪律的约束，自由要尊重公共理性也即多数人的民主意愿，自由要接受法律的规范。在1980年的一次讲话中，邓小平谈到了政治民主、政治自由与法制的关系问题，他说：“我们的民主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条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会主义法制的民主，不要党的领导的民主，不要纪律和秩序的民主，决不是社会主义民主。相反，这只能使我们的国家再一次陷入无政府状态，使国家更难民主化，使国民经济更难发展，使人民生活更难改善。” [1](P319)总之，自由是进步的前提和先导，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先后给予知识分子以思想自由，给予农民以生产自由，给予企业以市场自由，给予公民以社会生活的自由，人们的自由权利不断扩大，社会也日益进步。但是，自由是有边界的，自由也需要规范。邓小平所讲的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和民主法治是辩证统一的，而我们今天所讲的社会主义的自由、科学、民主与法治也是辩证统一的，并且都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三大奋斗目标”。
在促进社会主义的自由、科学、民主与法治的现代化事业中，邓小平基本完成了的实践课题除了“自由”就是“科学”。在当今日新月异的知识经济时代，“科学”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中具有着越来越重大的推动作用。在邓小平看来，科学不仅首先意味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而且也意味着不断创新的科学技术实践。邓小平复出之后，就着眼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毅然高举起“科学”的伟大旗帜。他在1977年5月24日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认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 [1](P37-38)。在1977年8月8日的一次讲话中，他说：“我们国家要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手。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朝这个方向走，我们的科学事业的发展就可以快一些。各个领域都有要研究的问题，理科、工科、农科、医科都有。文科也要有理论研究，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经济、历史、政法、哲学、文学等等。” [1](P45，50)在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邓小平发出了“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并提出：“在二十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我国人民肩负的伟大历史使命。”他认为，“不搞现代化，科学技术水平不提高，社会生产力不发达，国家的实力得不到加强，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得不到改善，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就不能充分巩固”，而“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他还引用马克思的话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他认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科学技术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生产力”，这是因为：“生产力的基本因素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历史上的生产资料，都是同一定的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同样，历史上的劳动力，也都是掌握了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的劳动力。我们常说，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这里讲的人，是指有一定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来使用生产工具、实现物质资料生产的人。”“今天，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生产设备的更新，生产工艺的变革，都非常迅速。许多产品，往往不要几年的时间就有新一代的产品来代替。劳动者只有具备较高的科学文化水平，丰富的生产经验，先进的劳动技能，才能在现代化的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他充分肯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人也是劳动者，而且是地位越来越重要、需求越来越迫切、作用越来越大的劳动者。他说：“我们要在短短的二十多年中实现四个现代化，大大发展我们的生产力，当然就不能不大力发展科学研究事业和科学教育事业，大力发扬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的革命积极性。” [1](P82-87)这一思想发展到1988年9月，使得邓小平进一步又提出：“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 [2](P275)邓小平显然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人是生产力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而创造并具有先进的科学知识、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并能够创造和使用先进的生产工具、实现高效的物质资料生产的人，也即创造和掌握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并能够进行高新技术生产的人是生产力中人的因素中的第一因素，简言之，就是科学技术工作者是第一生产力（即“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所以他一贯主张在科学教育事业中要以人为本，切实提高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等知识分子的地位、待遇和作用。也正因此，当邓小平讲到第一生产力问题时，都要涉及到科学技术工作者及其制约他们发展的观念、体制等一系列问题。所谓解放第一生产力，就是要把从事科学、技术、教育等工作的“现代知识型人才”首先从束缚他们的旧的观念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以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使他们能够为创造和发展先进生产力而充分发挥作用。
关于民主与法治，除了前文提到的之外，邓小平还有着很多经典论述。他在1979年就明确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 [3](P144) 他还阐明了“法治”与“人治”的关系，并总结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3](P333)因此,“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3](P146)邓小平从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中已经敏锐地认识到,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和兴旺发达,关键是要有一个良好的法治，而不在于一两个领导人是否英明。他在1989年进一步指出:“把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 [2](P311)此后,他又严肃强调:“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2](P272)这体现了邓小平在治理国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思路,即逐步实现依靠制度和法制而不是靠人治来解决问题。1986年，他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明确要求:“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 [2](P177) 这种改革就是指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制。我们的民主同法制是相关联的。” [2](P260-261)他还反复强调：“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2](P176) “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改革。” [2](P164) 1987年他在《十三大的两个特点》讲话中指出，要“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关键在于不断地总结经验，使我们党的生活民主化，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民主化。” [2](P259) “六四”风波后，他反复讲13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13大报告最具特色的除了初级阶段理论外，就是政治体制改革。1992年他还意味深长地预言道：“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即2020年前后），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 [2](P372)这与后来15大提出的21世纪第二步走战略目标的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在《邓小平文选》编辑过程中，他坚持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党政分开的论述还要编进去，以此表明他对政治体制改革未改初衷。小平同志晚年之所以不再公开强调政治体制改革，是因为他自知年事已高，而异常复杂艰巨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条件和时机都不成熟，难以短期内完成，所以他首先要促成一个富有改革形象的领导集体和新的权威，其次是防止改革出现逆转，避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被反和平演变为中心所代替。这种形势就使得政治稳定成为当务之急，而政治体制改革的艰巨任务也只能寄望于“后来人”。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政治体制改革包括民主和法治建设是小平同志一项未竟的事业。我们提出要把邓小平所开创的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进行到底，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创造历史条件，不失时机地努力把社会主义改革事业从经济领域不断地深化、推进到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积极争取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全面胜利。
邓小平之后的中国，已经逐步进入了一个建设小康社会和法治民主国家的历史新时期。面对这种新的发展形势，中国共产党十五大提出了“进一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跨世纪宏伟目标，指出“共产党执政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管理国家的权力，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并制定了21世纪上半叶“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即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富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再经过十年努力，到建党100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世纪中叶建国100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笔者在1995年也曾撰文认为，中国到2010年前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将趋向完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将深入到最后的阶段，社会整体发展也将达到新的水平，因此在市场化、全球化和民主化时代潮流的长期推动下，加快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全面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条件必将逐步趋向成熟，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重要性和迫切性也必将日益凸现出来。所以，2010 年前后将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的“黄金时期”。而且也只有这样，到建党100年时，我们的各项制度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能趋于定型，更加完善。令人鼓舞的是，在党的十六大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明显加快了。“科学发展观”要求三个文明建设要协调可持续发展，“以人为本”理念的提出要求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要服务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任务，对“宪法权威”的切实尊重和“有限责任政府”、“法治政府”理念的提出及践行则使依法治国目标落到了实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颁布实施，以及党内监督专门机关垂直领导体制的改革等，使依法治党有了党法党规依据和力量保障。但是，我们更要清醒地认识到，要完成社会主义政治改革任务，建成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仍然任重道远。要想实现十五大、十六大制定的政治改革目标，我们就必须在从现在起的五年内，一方面适应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沿着法治的轨道大力推进政治改革，鼓励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要求的政治文化、政治行为和政治体制，率先实现执政党的现代化转型，并积极培育健康的公民社会力量，另一方面，则必须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政治改革理论的基础研究和前瞻研究，并立足国情民心，顺应时代潮流，本着科学性、超前性和实践性原则，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理论，积极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提供新的理论资源，为未来党和国家的改革决策提供有力的参考依据。
21世纪初叶的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的伟大时期。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创新一般包括思维创新或理论创新、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是指建立一种全新制度或改进现有制度安排以提高制度效率及其合理性的一类活动，它为其他一切创新活动提供制度框架，从而成为创新活动的重要制约因素。成功的制度创新首先需要成功的理论创新。所以，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加强面向21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创新与民主化的理论研究，无疑具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无可否认的是，21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化就是自由主义民主化，不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人民民主宪政”就是重蹈苏联覆辙、实现很可能使中国陷于四分五裂的“自由民主宪政”。而且，中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与中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及精神文明建设的伟大成就及其现实进程也是息息相关的。中国何去何从，不仅取决于在不远将来的中国人民和政治家的重大抉择，而且也取决于哲学社科理论工作者在今天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学术勇气与理论智慧。（本文获得JDB(中国)电子-官方网站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教工组三等奖，作者为公共管理学院党总支副书记）
（编辑：田明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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