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对探索共产党执政规律的理论贡献

王振民

内容摘要：执政规律是历史与现实向共产党人提出的一个崭新而又不容回避的重大理论课题。邓小平在总结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政党执政规律共性和特性的基础上，对共产党执政本质、执政基础、执政方式、执政能力作出科学论述，对如何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认识和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

关 键 词：邓小平；执政规律；理论贡献

政党执政的规律，就是政党在控制和行使政治权力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反映政党政治本质和必然性的法则和客观要求。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如何跳出政党执政规律呈现出的“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从而更好地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管好权。这不但关系党自身的执政地位，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根据中国的现实和共产党历史方位及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从历史的视角，以现实的眼光对共产党执政规律进行了新的探索，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一、执政党、国家和社会良性互动的规律

对任何执政党来讲，能否使执政党与国家和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互补的关系是事关执政党兴衰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涉及到党的权力观在实际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取舍、党的政策与人民和社会利益协调等重大的问题。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不但不能执好政，已经在手的政权也仍然有得而复失的危险。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所处的世情、国情、党情的基本情况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摆在党的面前。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中，邓小平站在时代的前列，立足于新的实践，不断深化对三者关系的认识，从宏观上明确了执政党必须作好的事情。

首先，党要领导人民把国家建设好是立党立国的首要任务。党把国家建设好就是在党的领导下，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要求，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健全国家制度，建立一个繁荣发展的经济局面、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欣欣向荣的文化局面。这是我们党能把“军队教育好，把我们的专政机构教育好，把共产党员教育好，把人民和青年教育好”，使社会主义事业永葆活力的强大政治资源。其中，国家在不同时期确定的主要职能否充分发挥，国家制度是否健全对任何执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能否真正实现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邓小平深刻指出，党只有领导人民“一心一意搞建设”，才能通过国家权力进行正确有效的工作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化、保卫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党的先进性。其次，党要把社会耦和好，建立统一有序稳定的社会。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讲，党与社会的关系是在我国进行改革开放过程中，面对社会组织方式、生活方式、分配方式的多样化，面对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的多元化，党如何动员和整合社会的问题，增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问题，保持社会稳定的问题。在党的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的关系上，邓小平着重指出，要把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群众基础结合起来，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而“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稳定”，保持社会稳定是党进行一切工作、思考一切问题的前提。第三，党要把路线、政策供给好。政策资源是否有效供给，路线是否客观、科学不仅是党推进各项事业的载体和依托，而且是巩固执政地位的重要方针保证。党的领导主要通过党的方针政策来体现，党的每一项方针政策都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的大局，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党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执行正确与否，是党能否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首要问题。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是个很好的名词如果搞不好，不能正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义的本质”。实现党的政治目标，“讲大话，讲空话，都不行，要有一系列的对内对外的方针和政策”。“二十年的经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告诉我们，不改革不行，不制定新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不行。”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党实事求是地根据国情制订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第四，党要把各种利益协调好，充分发挥党的利益整合功能，为人和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公正、公平、公开的环境氛围。这包括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提供平等的实现自身利益的机会、确保按贡献来分配的原则以及实施保护和关心弱势群体利益的二次分配的调节机制。“如果能够保证这些，就是党的领导有效，党的领导得力。这比东一件事情、西一件事情到处干预好得多，党的威信自然就会提高。”

二、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执政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指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我们党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社会生产力是我们党执政所面临的首要问题。能不能解决好发展问题，满足人民根本的物质利益需求，关系人心向背、事业兴衰。如果党不能带领人民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更加富裕、民主、文明的社会，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党的先进性就难以体现，党的执政基础就难以稳固。因此，发展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解决前进中的所有问题，最终都要靠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在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科学判断之后，告诫全党：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他强调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因为它代表着人民的最大的利益、最根本的利益。”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针对苏联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教训时指出：“怎么搞社会主义，它也吹不起牛皮。”社会主义制度要优于资本主义，“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中吸取了当时苏东共产党丧失执政地位的教训后进一步尖锐而明确地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从历史事实看，苏联共产党之所以被人民抛弃，一些发展中国家执政党之所以垮台，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满足人民利益的需要，发展经济。邓小平早在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就说过：“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革命精神是非常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但是，革命是在物质利益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990年3月在苏东剧变造成社会动荡期间，他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及国际形势对我国的影响和我们应采取的对策时又提出：“我的意思是，只靠我们现在已经取得的稳定的政治环境还不够。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讲艰苦奋斗，都很有必要，但只靠这些还不够。最根本的因素，还是经济增长速度，而且要体现在人民的生活逐步地好起来。人民看到稳定带来实在的好处，看到现行制度、政策的好处，这样才能真正稳定下来。不论国际大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我们争得了这一条，就能稳如泰山。”尤其要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执政面临的特色问题就是如何解决我国“三农”问题，这是因为它关系到我国政权基础的稳固，关系到占全国多数人口的基本利益和社会的稳定等大问题。邓小平提出的关于实现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关于保持农村改革政策稳定性和发展乡镇企业的思想为解决我国“三农”问题指明了基本方向。事实证明，我们党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之所以能够逆水行舟，取信于民，靠的就是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

三、勇于和善于改革的规律

    一个跟不上时代步伐、落后于时代要求的政党，一个不能从时代发展进行改革的政党，不可能说是具有先锋队性质和保持先进性的党，这样的党它就很难拥有执政资格。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明确指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从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来看，改革是它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一个执政党能不能正确地对待改革和选择推进改革的策略，直接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和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邓小平在深刻总结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胆略，把改革的必要性和重大意义提到一个空前的高度。我国的改革“不是对人的革命，而是对体制的革命。这场革命不搞，……不只是四个现代化没有希望，甚至于要涉及到亡党亡国的问题，可能要亡党亡国。”面对20世纪80年代末国际国内出现的问题，邓小平高瞻远瞩地指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现在的问题不是苏联的旗帜倒不倒，苏联肯定要乱，而是中国的旗帜倒不倒。……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希望，”“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招。”

邓小平对我国改革的对象、内容、目标、原则、目的和方法作了深刻的论述，提出了系统的改革构想。邓小平反复强调指出：经济领域要改革，政治领域要改革，文化、科技、教育等领域都要改革，要进行全面改革。同时，他高屋建瓴地强调，改革“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但改革不是改向，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然，“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改革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发展和完善。邓小平指出，改革是前所未有的创举，是利益的大调整，是一场深刻的社会革命，必须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有步骤的进行。就国内而言，就是要政局稳定，不能再动荡、再折腾。没有秩序、稳定的局面，改革就搞不成。改革本来就是一块大的试验田，必须“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事实证明，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长时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生产力大幅度提高的同时，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显著的改善，解决千百年来未能解决的亿万人民的温饱问题。这使我们党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和普遍认同。邓小平曾经说过：“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六.四’这个关我们闯不过。为什么‘六.四’以后我们的国家能够很稳定？就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人民，是看实践，人民一看，还是社会主义好，还是改革开放好，我们的事业就会万古长青！”

四、执政党自身建设的规律

“执政党的地位，使我们党面临着新的考验”。执政党建设搞得好不好，不但关系党自身的执政地位，而且关系国家和民族的前途。而邓小平在如何搞好党的建设这个重大课题上作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早在1965年邓小平就提出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他指出：“革命胜利后，搞社会主义也要靠一个好党，否则胜利就靠不住。”改革开放伊始，邓小平鲜明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并在后来十几年里，根据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总结历史经验，从方方面面对这一世纪性的难题作出了初步的回答。

首先，在应该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上，邓小平提出必须根据和平与发展是主题的时代特征和国家建设的新要求，解决“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的问题，确定了要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这一党建目标。要实现党建目标，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尤其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意义就非常重大。

其次，在怎样建设党的问题上，邓小平强调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着党的思想路线、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党的组织原则和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来进行的原则。与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路线相适应，制定了党在初级阶段的政治路线——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提出了党的各项政策和工作必须以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为衡量的标准。邓小平一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但坚决“反对以党治国”。邓小平认为：“我们党是执政的党，威信很高。我们大量的干部居于领导地位。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在1989年他就语重心长地指出：“东欧的事情……迟早要出现的。东欧的问题首先出在内部”。同样，“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他要求严肃党的纪律，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监督制度，对领导干部实行严格监督。

第三，在“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上，邓小平在深刻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认真分析党的现状基础上，邓小平明确提出，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怎样改善党的领导，这个重大问题摆在我们面前。不好好研究这个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坚持不了党的领导，提高不了党的威信”。他教育全党，党的领导应该主要是政治领导，保证正确的政治方向，保证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但是不能忽视党的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在党的领导工作中，思想领导是基础，组织领导是实现政治领导的保证。要改善党的领导要求党要善于把关于国家重大事务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形成为国家意志，要善于区分党和国家权力机构的关系。

第四，在怎样建党的问题上，邓小平开创了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他提出党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不断提高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他提出要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因为“民主集中制是党和国家的最根本的制度，……是事关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事情。”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民主集中制执行得不好，党是可以变质的，国家也是可以变质的，社会主义也是可以变质的他提倡党内生活要民主化、制度化，要实行党政分开。为此，他强调改革不合时宜的干部人事制度，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党的作风建设上，邓小平把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更是摆在事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高度。他指出：“要整好我们的党，实现我们的战略目标，不惩治腐败，特别是党内高层的腐败现象，确实有失败的危险”。邓小平尤其突出强调了党的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古语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任何政权和政党，其前途与命运最终取决于民心向背。苏联、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先后失去政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失掉民心、脱离群众却是共同的、根本的。对中国共产党来说，“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脱离群众对于人民可能产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邓小平为此深刻指出：“如果哪个党组织严重脱离群众而不能坚决改正，那就丧失了力量的源泉，就一定要失败，就会被人民抛弃。”他提出党风廉政建设要依靠教育，更要靠法制，一改过去“一靠教育二靠运动”的做法，揭示了制度建党、依法治党的规律。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对执政规律的探索与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探索相比，显然前进了一大步，其中最明显的变化是革命党色彩淡化，执政党意识、危机感增强，突出表现在：第一，执政任务和目的更加明确，即集中精力领导经济建设，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力量，同心协力，围绕经济建设开展工作，努力实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第二，在执政的本质上，更突出满足人民各种利益的需要。第三，执政方式更趋现代化，从以党代政、党政不分到主张党政职能分开，从依靠思想道德教育和革命运动手段执政到主要依靠制度、法律执政。第四，执政主体建设向法制化、民主化、科学化发展。而且，邓小平高瞻远瞩，专门把“聚精会神地抓党的建设”作为一个重要的政治交代，寄厚望于党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来解决。这为后来对执政党建设问题的探索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本文获得JDB(中国)电子-官方网站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教工组三等奖，作者为社科系教师）

（编辑：田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