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复兴  

        ——简述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成就  

李文遴  

古籍是中华民族丰厚文化积淀的载体，是中华民族生存、进化、创造、思想信息的储存，古籍开发与利用，关系到继承祖国宝贵文化遗产、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和教育子孙后代的大事，作为人类共同财富，党和政府历来都十分重视古籍的搜集、保存、研究、整理出版工作，尤其是1978年至今，党和政府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坚定不移的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思想理论，并且制定了一系列有力的措施，调动了广大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者的积极性。由于方向明确，措施得力，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使新版古籍的品种数量、学术水准、古籍整理的整体布局、出版能力、专业人才的培养、出版的组织协调工作，以及图书馆界对古籍藏书的保护与开发利用等方面，都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基本完成了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1982年制定的《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1982—1990)和1991年制定的《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1991—2000）和八五计划》。保证了我国古籍的搜集、保存、研究和整理出版，从而使我国的古代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这20余年来，是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快速发展的20年。  

这20年来的辉煌成就，是在邓小平同志理论的指导下取得的。就古籍整理出版的数量来说，建国以来经过研究、整理出版的古籍近1万种，其主要成就在改革开放20年间。回顾半个世纪以来，我国整理研究古籍大约分为5个阶段，1949年—1952年为第一个阶段，我国处于经济恢复时期，共整理出版古籍29种，1952—1957年为第二阶段，共整理出版古籍365种，1958—1966年为第三个阶段，共整理出版古籍680种，1966—1976年为第四个阶段，时值文革十年，整理工作遭到干扰，共出版73种。1977年以后为第五的阶段。时值“文革”结束，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同志始终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和出版工作放在社会主义建设战略性地位来抓，并对此工作做了一系列指示，在1977年8月8日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邓小平同志作了重要指示“学术刊物要办起来，要解决一下科研教育方面的出版印刷问题，并把它列入国家计划。……有价值的学术论文、刊物一定要保证印刷出版”。从此，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走上正轨。1979年10月，邓小平同志又明确指出了“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为了更好的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的思想理论，国家成立古籍整理规划小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迈入了一个新时期，并且出版数目逐年回升，有一大批划时代的作品涌现出来。1981年9月17日中共中央于发出《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强调“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界的各级领导本着邓小平同志 “我们思想理论战线的同志们一定要赶快组织力量，定好计划，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陆续写出并印出一批有新内容、新思想、新语言的有分量的论文、书籍、读本、教科书来，填补这个空白。” 的精神，除原来的中华书局和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后改为上海古籍出版社）以外，八十年代以来，各地先后建立了本省、市的古籍专业出版社，如北京、天津、江苏、浙江的古籍出版社，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原中洲书画社）、山东齐鲁书社、湖南岳麓书社、四川巴蜀书社、安徽三秦出版社、安徽黄山书社、辽宁辽沈书社、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另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原书目文献出版社）、文物出版社、各地古籍书店以及高校、省级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部分古籍，全国出版古籍单位总计上百家，这给古籍整理出版和利用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进入80年代后，古籍整理工作已出现一派春意盎然的景象， 90年代更是古籍整理出版的高峰期。在执行的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八五”计划中，重点书目是1004种，从1991年到1995年，每年可约有200种新版古籍问问世。据不完全统计，从1981年至今整理出版的古籍总计近8千种，占建国后新版古籍总量的80%，下面据《古籍整理图书目录（1949—1991）》统计的78年—91年出版情况可以了解这一时期的出版情况（91年统计资料不全）。  

这20年来的辉煌成就，离不开国家拨款补贴的支持，增加投入是落实整理出版的根本措施。由于各种原因，历年来我国的教育投资严重不足，它阻碍了我国教育、出版事业的发展，同时也阻碍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发展，阻碍了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对此邓小平同志深为忧虑，一再提出要增加教育投入。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少，不成比例。甚至有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在这方面也比我们重视的多，印度在教育方面花的钱就比我们多。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人口只有四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在教育方面花的钱，也比我们多几倍。总之，我们非要大力增加教科文卫的费用不可。” 邓小平同志的这一理论给我国的教育、出版界以强有力的支持。在邓小平同志这一思想的指导下，为了提高古籍整理学术质量，1981年以后，国家每年均拨出经费支持古籍整理出版工作。1983年至1991年补贴470万元，1992年起，每年补贴1000万元，其中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500万元，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300万元，中华书局等单位出版补贴100万元，少数民族古籍整理100万元。国家的财政支持，保证了这一项工作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并坚持下去。迄今已有一大批重要古籍已整理出版，还有众多出土文献的遗迹也汇集问世，如1982年由郭沫若主编的十三卷本《甲骨文合集》，是清末发现殷墟甲骨以来第一部甲骨文汇编，也是建国以来整理古代文化遗产的最大成就之一。1984年陆续出版了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全书106册，囊括4100余种23000卷佛教经典。此外还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整理成果和研究专著，如余嘉锡的《世说新语笺疏》，钱仲联的《清诗纪事》，游国恩的《离骚纂义》、《天问纂义》等。  

在古籍整理出版增加的同时，古籍整理者和出版者为了繁荣和发展学术研究，始终贯彻执行邓小平同志的 “我们要坚持百家争鸣，允许争论，不同学派之间要互相尊重，取长补短，要提倡学术交流。”“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思想理论，从而保证了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正确的政治方向。对我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不但注重了古代文化的全面性，还注重了古代文化的多样性，并结合时代的特点加以发展，从而使我国的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如我国古籍中蕴藏着无数科学技术的史料，过去有的被认为是封建迷信，长期以来利用不够，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八五”规划中，对科技史料给予充分重视，整理出版天算、地学、技术、农学、医学、综合6部分共289种古籍，这对我国科技史和自然科学史有重要意义。另外，我国少数民族古籍数量也比较多，而且有很高的资料价值，对于少数民族古籍的整理也日益被重视，据悉，古籍整理规划小组每年拨出30万元，出版《传统文化研究丛书》用于扶植10种文史哲及科技古籍研究著作的出版。“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我们的古籍出版物丰富多彩、健康活泼，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  

这20年来，在整理研究古籍的工作中，高校整理研究是这一工作的主力。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强调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搞社会主义现代化，没有知识分子不行”，并且强调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思想理论极大的调动起了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目前在全国高校中已设立了4个古典文献专业，此外，还有80多所游戏网址建立了古籍研究所。他们在整理优秀传统文化的系统过程中，继承和发扬“朴学”的严谨作风，以实学为前提，对所有结论做到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力戒浮言臆说，故弄玄虚的文风，从而使古籍整理走向新的阶段。对于重要古籍的整理和研究本着实事求是、去伪存真、去芜存菁的原则，进一步认清这些古籍的本来面目，并更为科学地评估他们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因为这些重要古籍事实上是传统文化的结晶，他们不但传承悠久，而且从古到今都有深刻的社会影响。20年来他们不仅完成古籍整理课题，还大量培养了这方面的人才。他们成为保护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的中坚，为我国的文化复兴做出很大的贡献。在当今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中，有中国古文献研究、断代史文总汇、文史哲大家集、语言文字文献整理研究、资料汇编研究、古小说丛编等大型项目，其中最为著名的是：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写《全宋诗》，四川大学古籍所编写的《全宋文》，苏州大学、河南大学编写的《新编全唐五代诗》，中山大学中文系编写的《全元戏曲》，北京师范大学古籍所编写的《全元文》，复旦大学古籍所编写的《全明诗》，上海古籍出版社与复旦大学合编的《全明文》，南开大学古籍所编的《清文海》，有的全部出齐，有的陆续出版，受到海内外学者的好评。  

在这20年辉煌成绩中还包括古籍整理的电子化。传统的古籍整理已不能适应新形势下对古籍整理的需求，计算机和网络的出现与普及，不仅为古籍的整理提供了工具，也为成果的传播提供了有效的媒介。1995年初，中国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决定，开始准备筹建中国古籍书目数据库，使计算机古籍整理研究达到新的高峰。这期间的古籍数据库中有：1997年武汉大学出版了“四库全书光盘版”，他以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为底本，将全书逐页扫描，压缩到150张光盘中。超星光盘图书馆推出系列光盘《中国明清史档案文献光盘库》、《古今图书集成》，加利华公司、人民文学出版社制作出版的《唐诗三百首》等。199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和香港迪志文华公司也出版了以文渊阁为底本的《四库全书》，全套光盘160张。此外还有《二十五史》全文索引，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全唐诗》、《先秦魏晋南北朝诗》、《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十三经》、《全唐文》、《诸子集成》，北京大学的《红楼梦》，深圳大学《全宋诗》等古诗研究系统， 南京师范大学的《全唐五代宋词》，四川大学的《全宋文》，河南大学的宋人笔记检索系统、南宋主要历史文献全文系统，广JDB电子学的《古今图书集成》索引续编，湘潭大学的宋词别集索引三种， 兰州大学的《朱子语类辑略》虚词引得 ，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史记》全文检索系统，山东社科院语文所的《论衡》逐词索引，东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贞观正要》综合检索系统，北京爱如生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的《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在光盘版基础上又推出王网络版数字古籍善本，其优越性是传统出版无法比拟的，网络版古籍多集中在国学网（www.guoxue.com）和一些大型的数字图书馆,截止2001年5月，国学网上网古籍有：《十三经》、《二十五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艺文类聚》、《归田录》、《搜神后记》、《山海经》《吕氏春秋》、《楚辞》、《全唐诗》《全宋词》《乐府诗集》《文心雕龙》等58种。古籍光盘版和网络版的使用，把古籍的整理和出版带入了全新的领域。  

这20年来，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基本成就是  1 加强了出书的系统性。各类古籍丛书或成系列古籍发展很快，这些成系统的书，依类相从，为研究者提供了搜集、利用的便利。2  扩大了整理出版的领域，如诗文集，已从著名的作家扩大到过去注意不到的人物，甚至奸臣严嵩《钤山堂集》，阮大钺《咏怀堂集》也整理出版，历史书已由正史过渡到野史、笔记和稀见史书的整理，哲学书不仅儒、佛、道典籍大量出版，其他哲学著作也陆续整理出版或重印。3  文史工作者所需要的基本古迹、大型工具书也陆续出版或重印。4  一些大型古籍丛书往往几家出版社联合出版，提高了出版速度。  

20年来的辉煌成就充分说明，邓小平同志理论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主心骨，是中华民族振兴的根本指针和强大精神支柱，是我国建设有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行动指南。回顾建国五十年来古籍整理与出版事业的发展历程，检阅其所取得的成就，不难看出，在改革开放20余年来，只有坚持邓小平同志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论述的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关系的理论，在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中，把它熔铸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之中，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坚定不移地继承和发扬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才能创造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本文获得JDB(中国)电子-官方网站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理论研讨会征文教工组三等奖，作者为图书馆干部）  

（编辑：田明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