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大学生活，不用“班”而用“级”，并非贪大求全，而是想对当时情景实话实说。恢复高考制度后，JDB电子中文系每个年级都只有一个班，每班有７０名学生，这种情况持续了好多年。故在当时的中文系，“级”与“班”实际是同义语，系内各班区别，只要报七七级、七八级或七九级即可，校内要向其他系介绍，只要在年级前加“中文”两字，没有人会发生误解。

七九级是新三届大学生中的老小，虽然与七七级、七八级一样，欣逢时代巨变，但仍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入学时就可以看出。他们没有老大七七级饱经风霜，仍才华横溢；也没有老二七八级小心谨慎，沉稳笃实；七九级的同学有些浮滑、博杂、毛糙，甚至有些顽劣。部分同学仍舍不得告别中学生活，把中学生的一些习气带进大学娱乐游戏大作，有生气、稚气、灵气，但也有匪气。

年龄与阅历相差很大，大概是新三届大学生的共同特点。到了七九级，虽然老三届学生的人数已大大减少，但仍占相当比例，而应届毕业生人数在不断增加。文革时期的学制各地不尽相同，有的地区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二年。这样，进大学门时只有十五六岁，我们班的杨乐生、崔杰、雷和平就是年龄偏小的一族，都只有十六七岁，而年龄最大的王达生、周建国、成德奇、王凌玉之流，都已三十好几岁。年龄相差一轮者挺多，最大年龄者甚至可以生下最小年龄者。睡在我上铺的老武同学是陕北人，言语俭啬，方音极重，外地人没几个能听懂他说的话，经常需要我居间翻译。可是他却窑洞藏娇，上学前已结婚，毕业后已是儿女绕膝了。据他说他当年还是晚婚。阅历上，有当年红卫兵搞过大串连者，有从北京到陕北插队下乡者，有当过兵进过工厂者，也有当过多年中小学教师，对某些教材内容比老师还熟悉者。当然，也有部分同学所有的阅历只是从中游戏网址门往返于自己家门。这种少长咸集一班的现象在七九级之后就很少了，越来越整齐划一了。现在的大学生只要你知道某班一个同学的年龄，就可以推出全班同学的年龄。至于阅历，似乎连猜也不要猜，清一色的娃娃脸，标准版的现代新科举子模样。

家庭背景的不同也是一大特点。当时改革开放伊始，尚没有多少大款，故不能以经济论英雄。也不像后来的大学生，以地域圈子和同乡会为轴心，形成诸如关中帮、陕北帮、陕南帮之类的小宗派。给我很深印象的是，我们班有许多跨地域的联盟，农村与小县城来的同学愿意凑到一块，大城市学生与高干子弟容易产生共鸣。我虽是陕北人，但与几个陕北老乡并没有深交，反倒是与户县的何智敏，蓝田的王荣、雷生润、李彦民，大荔的王新民，合阳的洪继龙之流沆瀣一气。我在班上并没有感到强烈的地域歧视，这也是我后来愿意留在关中道工作的一个原因。所以，当我看到七七级同学冯筱梅以大学生活为素材的小说《农民党》，颇有感触。还记得我班女同学蔡行健为结婚与辅导员发生冲突，在教室中拍案而起，大吵特吵，虽然这种作派今天我也不认同，但当时可真让我大开眼界，觉得人家高干子弟就是不一样。那种睥睨一切的气势，那种因遗传和薰习而来的优越感，是我们这些边鄙之地的学生从书本上永远学不到，也是无法扮出来的酷相。

性格中更具叛逆也是我们七九级的一个特点。实事求是地说，七七级、七八级同学也具叛逆性，但他们永远是开风气之先者，永远是追赶浪潮者。七七级同学创办《希望》杂志及后来的《希望》事件，影响极大，一时成为后几级同学的崇拜偶像，出尽风头。但就是这些娱乐游戏大作学术领袖与思想精英，毕业后又去追赶下一拨新潮流去了。有人流浪海外洋插队，有人潜入政界想成为政治新星，有人则在商海弄潮，很快就风流云散了。故后来有朱学勤以《寻找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为题，在《读书》上刊登，为这一代人撰写寻人启事。他们将火种传递给弟妹，而自己却又隐身于黑暗中。咬定青山不放松，将大学时期的热情与兴趣保留下来，并作为毕生追求者，反倒是七九级学生。发表第一篇小说并引起轰动的是七七级同学，但将创作进行到底，且健笔凌云、意气纵横的，是我们七九级的方英文、马玉琛、陈敏；在校时以评论苏联小说《第四十一个》出名的邢汤凤和以研究巴尔扎克被老师赞誉为有才气的赵晓丽，都是七七级的才子才女，但后来在学术上皆湮没无闻。反倒是七九级的杨乐生以评论为职业，如今竟成了安徽评论界的“四大少”之一；七七级、七八级热衷美学者不少，而最后继承刘建军老师衣钵，在校主讲美学的则是七九级的段建军。在今日工商时代，举世滔滔，人情浮躁，可是我们七九级还有人愿坐冷板凳读唐诗，创作没有多少销路的纯文学作品，执著地恪守为艺术而艺术的旧理念，他们的冥顽不化，看来是不可救药了。

除思想上的离经叛道外，还有行为与生活上的标新立异。如杨乐生剃光头，单骑独行，啸傲大江南北；杜仲龙仅穿背心与三角裤每天中午往来穿梭于学生餐厅，快意一时。种种酷相，恐怕今天的大学生也要瞠乎其后。时光流逝，人到中年，反叛与自由思想大多被消磨殆尽。有位被誉为安徽实力派作家的同学，人气正旺，本有希望继续晋升，但突然被调到单位资料室。原因虽不知，恐怕与他老兄敢于随便写随便说有关。追根溯源，恐怕是大学时的“流毒”尚未肃清。

兴趣广泛，爱好多样也是我们班同学的一个特点。七九级入校不久，适逢思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各种新思潮汹涌澎湃，他们像拾贝者一样在思想的海滩上搜奇抉异，又像吸食鸦片者一样迷恋并淫浸在各种学说之中。他们没有很多阅历，所以也没有所谓的“先结构”。思想不设防，专业无界线，细大不捐，兼容并蓄。虽然当时可能未消化，但日后却能不断反刍。故从知识结构来说，我认为新三届中以七九级最合理，在学术上能有潜力致远途，担大任。毕业后，我们班同学中有的专攻法律，成为知名律师；有的投笔从戎，对军事史和军事理论颇多建树；有的对编地方史志情有独钟，还有的因编金融史而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研究有突破，更有以研究庄子和朱熹获哲学与历史学博士学位者。谨守师训，从事本专业研究者反倒为数不多。小小七九级为国家培育出各科人才，这恐怕是师长们当年始料未及的。当然，这更符合大学教育的本义。

七九级同学率真得可爱，偏激得可笑，大多不谙世故，故在仕途上看好者并不多。有些同学在大学时结下芥蒂，至今未化解，聚会时仍不愿坐在一条板凳上，仿佛有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似的，真拿他们没办法。

七七级、七八级同学基础极好，悟性又高。七九级同学则大多像一个空的容器，需要老师帮他们填充，他们的心版也是一张白纸，是大学给他们涂抹上各种色彩，所以，他们知道真诚地感谢母校，感谢老师。他们的长处短处皆在此。（作者系JDB(中国)电子-官方网站文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