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格与命运

——回忆录总序

张  宣

       命运是什么？据我理解，它就是人一生的（带有价值评价）轨迹。人和人这种轨迹之间是千差万别的。这些差别，宗教家们说，是由天上的主宰——最高道德裁判者决定的。例如佛家的说法：“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问后世果，今生作者是。”这是铁定的，不须解释，不容探究，不许怀疑的宿命论。我不相信宿命论。

       但我承认人的命运是存在的，承认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命运。我认为，造成不同命运的原因是复杂的，但有客观的规律可以探求。这个规律可以简单表述为：“性格即命运”。反过来说也一样：“命运即性格”。不过这需要申说。

       人的性格，有人理解为是指性情、脾气：和霭的，或暴躁的。但这太简单，不足以说明人的命运。我所说的性格包括德、智、情，即人的德行、智慧和情操。不过，如果只说到这三者属于个人意识和心理方面的东西就可以决定命运，那还是主观主义，还是唯心论。正确的、完整的说法应该是：一个人的包括德、智、情在内的心理素质，在和一定社会历史环境的交互作用下，铸成这个人的生命轨迹，即他的命运。例外的情况是：由于纯粹偶然的因素，或不可预见的天灾人祸，也会改变必然的进程。

       那么，人的性格又是怎样形成的呢？在这个问题上，自古以来有两种说法：孟子道性善，以此批驳那种妄自菲薄，认为平凡百姓不可希圣希贤的论调。他这是一种劝善的方式。荀子道性恶，强调人必须经过教育和灌输，才能够为善。他这是另一种劝善的方法。两位大师的观点，原无绝对的对立，不过后世学者却形成了两派，争论不休。《三字经》的作者（从宋代的王应麟到近代的章太炎）说得比较概括，比较合理：“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善也好，恶也好，后天的作用都可以使之朝对立方面转化。

       现在，我们综合前人学说的合理因素，使之上升到辩证唯物论的高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人的天性应当说是善良的，但它只是一种萌芽；不可能有谁是“天纵之圣”。圣贤和愚顽都是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对于一个赤子，父母之教，师保之教，其他的社会影响，都起重要作用，有时，某方面的影响能起决定性的作用。这要看一个人在婴幼期、童少期、成人期主要受的教育熏陶来源的性质及其强弱而定。这里就显出“习相远”，决定了圣、凡、恶的不同走向。我试用这个“性格——命运”的公式来研究一些名人和普通人，觉得基本上是准确的。

       拿我来说吧：受之于父母、师友和其他的社会教育、影响，我自忖是向善的、认真的，但又是相当愚戆的。成年后参加革命，在对敌斗争中比较聪明，有策略；但在内部敌人的进攻面前却常冒傻气。我相信大多数人是好的，却屡被少数伪善者（当他是我的领导人时）使绊子栽倒，受害几十年。但我不信命，不相信伪善者能长期得势，也不信随风转舵的人一定有赚头；却相信中国革命前途光明，相信人民也相信自己，在倒霉时候有乐观精神。所有这些，就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环境条件下注定了我这个知识分子、共产党员坎坎坷坷、颠颠簸簸的半生，也注定了我在这个世纪８０年代后，与全国人民一道渐入佳境，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和睦的家庭，幸福的晚年。

       这种说法，似乎是“事后诸葛亮”。但这并非纯属偶然的遇合，而确实是自觉选择并坚持走下来的一串足迹。如果不是早年选定自己的走向，一走就决心走到底，那么，在多次面临改变方向就能生存，甚至能亨通，而坚持原路却是“死路一条”的关头，我也会成为“识时务”的“俊杰”了。如果哪怕有一次我“识”了那个“时务”，转了方向，偏离了自己的轨迹，那我就成了被阉割的人，失掉了“浩然之气”，对社会成为负罪者，在人民面前自感羞耻、孤独、恐惧，那我就（即使不更坏）只有半条命，半口气，恹恹地苟活下去而已。

       不过，人之一生也会有不可意料的事。例如，如果１９３８年冬天，日寇的炸弹直中我的头顶；如果１９３９年广元的特务识破了我的计策；如果１９４０年成都“抢米事件”迅速波及峨嵋山；如果同年冬天我在安边兵营脱逃失败；如果６０年代我在岚皋饿死；如果“文革”中我遭到九次毒打有一次打到致命处；如果１９８２年我在西北民族学院时造反派在我饭里投毒成功；如果我一生中多次大病没有遇到如刘允中（延安）、谢文忠（JDB(中国)电子-官方网站）那样的良医……那么我这个命运的轨迹就会中途断裂，而不能显现出它的完整逻辑了。现在，幸运的是，这些“如果”的事都没有发生。于是，在社会主义中国巨轮轰隆前进声中，年近九旬的我就继续“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

    〔主持人语〕

       张宣是一位年近九旬的革命老人，一生经历颇具传奇色彩，可以写一本大书。目前他正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已经完成了十之八九。近日他反复思考回顾自己多彩又多难的人生，深有感悟，写下这篇《性格与命运》的短文作为回忆录的总序。征得张老同意，先期刊载于此，相信读者会从中获得诸多启示。

（编辑：田明纲）